摘 要：研究梳理了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发展阶段，剖析了孕育萌芽阶段、初步发展阶段、改革突破阶段、时代创新阶段的不同的时代特征。进入新时代，民族教育学“三大体系”建设要锚定其价值方位，即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价值、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目标的经济价值和形成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格局的文化价值。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民族教育学“三大体系”，要以把握学科特点为基础构建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以践行经世致用为原则构建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学学术体系，以传播中国声音为使命构建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学话语体系，从而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学“三大体系”建设新局面。
关键词：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中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1]，学界称之“三大体系”。新时代背景下，“三大体系”建设将助力并引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未来繁荣发展，民族教育学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其“三大体系”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滕星[2]、哈经雄[3]、王鉴[4]等学者对民族教育学的产生与发展、学科构成现状及学科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顾明远[5]、海路[6]等学者在民族教育科研创新体系、民族教育研究的空间结构等学术体系领域开展研究。在民族教育学话语体系研究方面，孟立军提出要在丰富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民族教育话语体系[7]，钱民辉探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民族教育理论范式构建的逻辑[8]。蓝洁则着眼于民族教育的特色，对民族教育话语的内涵及形成进行分析[9]。了了可见，民族教育学现有研究多为对三大体系中的某单一体系进行探讨，而缺乏对“三大体系”的历史性、综合性、宏观性构建的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滞缓了新时代民族教育的理论建构和实践发展。
民族教育学研究是伴随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和现代主权民族国家的构建转型而产生和发展出来的。[10]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学，既囊括了中国民族教育实践的成果，又与当代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紧密相连。因此，“三大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民族教育学独特的知识体系和教育系统、民族教育学术研究活动建制和辅助系统以及民族教育思想理论体系的外在综合表达系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余年来，民族教育学“三大体系”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步入新时代，面对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的新要求，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学“三大体系”的建构也被赋予新的时代使命。如何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民族教育学“三大体系”，从而实现中国式民族教育现代化，是当前我国民族教育学亟待回应的现实要求与挑战。要回溯其发展历程，从传承发展中汲取力量，并立足新的时代方位，刻画新时代民族教育学的当代价值，进而省思并探求构建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学“三大体系”的可行路径。
一、历史回溯：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学“三大体系”的发展阶段
在7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依据民族教育学自身学科特点及党和国家民族教育政策的演进脉络，可以将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学“三大体系”的发展划分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孕育萌芽阶段、改革开放时期的初步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的改革突破阶段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的时代创新阶段。
（一）孕育萌芽阶段（1949——197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党和国家把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作为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给予高度重视和极大关怀。为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一，在学科体系方面，民族教育学学科建设以培养人才队伍和构建基础资源为主要任务。20世纪50年代初，政府批准《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先后创办了7所民族学院，培养科研人才，为民族教育研究提供了一支生力军。1952——1958年，中央及地方的多支科研队伍相继展开了规模宏大的少数民族社会调查及语言文字研究，编写了《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等五套丛书。随着民族教育的发展，各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字教材的出版机构纷纷成立，出版发行了各种民族文字的图书和教材，为民族教育学的教材体系建设奠定了基础。
第二，在学术体系方面，民族教育研究主要聚焦于民族地区实际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为了保障社会主义政权稳定和各民族人民和谐团结，相关学者主要聚焦于民族团结教育等，更加重视经验性质的民族教育研究，其目的是解决民族地区所出现的实际问题。[11]
第三，在话语体系方面，民族教育学的话语内涵呈现实践取向。在此期间，民族教育学术话语体系延伸其本质内涵，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主要聚焦于各民族教育实践，注重各民族自身生产生活特点。[12]然而，由于时代发展水平的限制，尽管这一时期的民族教育实践发展很快，但还未形成具有体系的民族教育理论研究成果和话语体系。
“文化大革命”期间，尚在萌芽形态的民族教育学“三大体系”建设遭遇重创。1973年后，在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关怀下，民族教育学“三大体系”建设逐步恢复和调整。[13]
（二）初步发展阶段（1978——1990年）
1978年后，受改革开放影响，我国民族教育学学者积极投身民族教育学科“三大体系”的构建工作。在随后的十余年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教育学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研究机构、学术刊物、科研成果等方面都取得了初步发展。
首先，在学科体系方面，中央与地方民族教育研究机构相继成立，民族教育学科研队伍初步形成。1979年，中央民族学院成立教育学教研室。随后，各省、区、自治州也分别成立民族教育研究所，地方民族教育学研究机构逐步建成。1987年后，中央民族学院教育学教研室的学者开始着手创建民族教育学学科，并初步探讨了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与研究方法。1989年，中央民族学院成立首个集教学、科研、期刊三位为一体的民族教育研究所，标志着民族教育研究机构走向成熟。1990年，随着各地方民族教育研究所的逐步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全国民族教育科研队伍基本形成。
其次，在学术体系方面，民族教育学学术期刊创办发行，学科理论与实践交流平台开始搭建。1988年，《民族教育研究》期刊问世，这是当时全国唯一国内外发行的民族教育研究学术期刊。同时，各地方民族院校也创办发行了民族教育研究刊物，如中南民族学院主办的《民族高教研究》、内蒙古自治区主办的《内蒙古教育》，推动了民族教育学学术体系的发展。在国家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民族教育史纲》《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等著作相继问世，民族教育学学术体系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其中，《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标志着民族教育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基本形成。[14]
最后，在话语体系方面，民族教育理念调整重建，学术话语视野不断拓宽。“文革”结束后，经济建设成为发展工作的重点，民族教育的理念也随之发生改变。民族教育的主要目标转变成为“四化”建设服务，民族教育的方针转变为培养为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共产主义政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15]朴胜一提出少数民族教育要适应“三个面向”的要求。[16]国家民委学术委员会提出，民族学院要由以文科为主逐步转向文理工科综合发展。[17]总体来看，追求现代性成为这一时期民族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民族教育研究的主要理论话语包括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等。
（三）改革突破阶段（1991——2011年）
进入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我国的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取得了新进展，进入改革突破阶段。
首先，在学科体系方面，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建设不断深化，学科领域日益拓宽。一方面，专家学者对民族教育学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理论问题深入探索，形成一系列研究成果，如《民族教育学的学科性质与学科体系》《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构成及现状》等。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建设的研究工作不断深化，民族教育学逐步走向成熟并日臻完善。另一方面，民族教育学的学科领域进一步拓宽，各分支学科不断涌现，如民族幼儿教育、民族职业教育、民族成人教育、民族教育心理学、民族教育史等，为日后各分支学科的深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在学术体系方面，民族教育学学科研究方法逐步科学化、多元化。随着学科体系的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不同学者基于不同学科视角，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开展民族教育学学术研究。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注重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以实地调查方法为例，研究者们在对此方法的选择及运用的理论依据、问卷的设计、统计分析等方面无不注重科学性，以确保研究的效度和信度。[18]另一方面，民族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单一方法逐步转变为多元研究方法。既有定性研究，也有定量研究；既具思辨性，也有实证性。[19]民族教育学研究方法的日益科学化和多元化，反映出民族教育学学术体系趋于完善。
最后，在话语体系方面，民族教育国际交流深入开展，多元文化理论注入话语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与美国、英国、日本等世界各国的学者开展了学术访问与交流，将国外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引入中国民族教育学的研究体系中。
《民族教育研究》1990年译载了英国学者维尔马的文章，介绍了英国多元文化教育的问题及学界不同观点。[20]王军梳理了跨文化教育理论，介绍了“跨文化交流”“跨文化理解”“多元文化教育”等流派的理论取向及主要论点。[21]总之，在此期间，伴随着世界多元文化的兴起，多元文化理论为民族教育发展注入一股新动力，为民族教育话语体系构建提供了新的理论源泉。
（四）时代创新阶段（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多次民族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和相关政策的出台，民族教育学专业得到了正规化、科学化的建设。同时，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民族教育学的发展日新月异，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不断与国际接轨，本土化与国际化逐步融合，民族教育学“三大体系”建设日趋繁荣。
首先，在学科体系方面，民族教育学研究阵营初具规模，人才培养体系系统发展。一方面，有学者指出，目前中国民族教育学研究队伍已基本形成五大阵营，即以中央民族大学为中心的中部群体、以西南大学为中心的西南群体、以中南民族大学为中心的中南群体、以内蒙古师范大学为中心的自治区域群体、以西北师范大学为中心的西北群体。[22]这些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为民族教育学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另外，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民族教育学学科已经形成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培养本科、硕士、博士多层次人才，为民族教育学学术研究储备丰厚的人才基础。
其次，在学术体系方面，民族教育学本土化与主体性回归，不断探索中国特色民族教育理论。学界诸多学者反思了以往的民族教育研究模式，提出学术体系建设要基于对本土历史与现实的考量，将西方理论本土化，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学理论。如吴永忠提出“多元一体化教育理论”为解决民族教育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冲突提供了理论基础；[23]王涛等人对多元文化教育学者进行专访，剖析了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以及本土发展的挑战。[24]
最后，在话语体系方面，民族教育学话语体系注入新的时代命题，凝练聚焦时代发展的话语表达。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教育话语的关键话题转向培养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等。党的十九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25]自此，民族教育学话语体系的新命题转变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民族教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来源。
二、现实观照：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学“三大体系”的价值意蕴
历经70余年的快速发展，民族教育与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有了新的跨越。构建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学“三大体系”，首先需要对新时代民族教育学的价值取向有一个基本认识（见图1）。
图1 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学“三大体系”的价值意蕴
在政治价值方面，民族教育学“三大体系”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奠基工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系列认知、情感、评价和认同等心理活动的总和，可以通过发挥行为规约功能、共同体整合功能、精神凝聚功能和目标激励功能等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26]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27]。民族教育学“三大体系”在增进“五个认同”、巩固民族团结从而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第一，在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方面，民族教育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民族地区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有效手段。它可为民族地区个体提供大致平等的入学机会和受教育权利，进而“有效维系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平衡、产生一致的公平体验，巩固共同体意识”[28]。第二，在民族教育学话语体系方面，民族团结教育是新时代民族教育的重要话语表达，它能够帮助民族学生形成信仰共识和公共理性，自觉树立正确稳固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增强各族学生的“五个认同”，以清醒坚定的民族认知和政治立场，筑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防线”。进入新时代，更要以民族教育学“三大体系”建设为核心，将民族教育置于中华民族的宏大场域中，发掘其背后蕴含的政治诉求，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也是其学科使命和政治价值的重要体现。
在经济价值方面，民族教育学“三大体系”是新时代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智力驱动。“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要“巩固义务教育基本均衡成果，完善办学标准，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29]。教育是改善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重要力量源泉，是促进民族地区教育实现均衡发展的基础，是巩固民族地区脱贫成果的物质条件。进入新时代，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消除，在这一新的时代节点上，民族教育学“三大体系”建设对于提供人力资本、防止规模性返贫可以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第一，民族教育学“三大体系”建设可以为教育脱贫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本。随着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胜利，民族地区面临着促进经济转型的人才需求，通过民族教育，可以培养与民族地区发展相适应的人力资源，实现民族地区人才的可持续开发。第二，民族教育学“三大体系”建设可以防止民族地区规模性返贫。在实现经济脱贫的新节点上，民族教育发展的关注点应转向精神脱贫。发展民族教育是促进民族地区个体全面发展、提高个体综合素质，从而摆脱物质贫困、实现精神脱贫、防止规模性返贫的重要途径。因此，要将为巩固脱贫成果作为新时代民族教育的经济价值取向，使民族教育的发展充满活力。进入新时代，应秉持国家战略性需求导向，聚焦民族地区在实现共同富裕、共促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所急所需，以民族教育学“三大体系”建设为抓手，调整学科结构，深化学术建设，传播中国话语，践履民族教育助推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使命。
在文化价值方面，民族教育学“三大体系”是形成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格局的思想导引。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理解我国民族关系的指导思想，进入新时代，“一体多元”成为新命题，强调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多元一体”格局实现后的再出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30]文化自信能够增强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又能够促进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格局的形成。立足新时代，我国民族教育学“三大体系”能够在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交流平台空间方面强化文化认同，聚合“一体多元”格局培育的文化动力和精神指引。
首先，在学科体系建设方面，传承与创新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教育的重要职能。传承人是民族教育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关键媒介，而民族教育是培养传承人最直接有效的途径。其次，民族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抓手，加强个体对国家及中华民族的情感和认同。“在民族教育中，既培养了对国家的认同又能真正产生爱国主义情感。”[31]第三，在学术体系建设方面，民族教育理论交流是培养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的重要阵地，它能够提供各民族成员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和空间，也能够培育“一体多元”格局思想形成的文化动力。进入新时代，民族教育学“三大体系”建设需要坚持以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格局理论为指引，融合民族教育学理论成果，从而彰显其特色文化定位。
进入新时代，民族教育学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担负着独特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推动创建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学“三大体系”，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各民族均衡发展的实现、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格局的形成贡献独特的力量。
三、未来摹画：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学“三大体系”的创新路径
回顾发展历程、锚定时代定位，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学应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以把握学科特点为基础、以践行经世致用为原则、以传播中国声音为使命，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民族教育学“三大体系”。
（一）以把握学科特点为基础，构建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
在“三大体系”中，学科体系具有基础性地位，它是学术体系建设和话语体系形成的前提。建设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要以把握学科特点为基础，厘清学科内容，探求学科自身逻辑；立足时代场域，推动分支学科建设；规范学科建制，建立合理规训制度。
第一，厘清学科内容，探求学科自身逻辑。民族教育学应明确自身逻辑，处理好与教育学、民族学的关系，凸显学科内容与特色。民族教育学不应窄化为教育学的一门应用学科。民族教育学须与普通教育学的学科内容区别开来，紧密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三大核心命题，尊重民族心理特征，探索民族教育规律，凝练民族教育经验，指导民族教育实践。民族教育学不应矮化为民族学的一门二级学科。要在广域的民族文化中坚守教育的学科立场，彰显教育的学科使命，紧扣民族教育目标与功能定位，综合分析和解决民族教育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第二，立足时代场域，推动分支学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民族教育学分支学科建设迫在眉睫。民族教育学理论分支学科包括民族教育哲学、民族教育生态学、民族教育经济学等，应用分支学科包括民族学前教育、民族基础教育、民族高等教育等。进入新时代，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问题，面对民族教育学发展的空白领域，要立足时代场域，充分考虑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特点，开展对薄弱学科的研究，不断推进分支学科的综合和革新，以丰富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
第三，规范学科建制，建立合理规训制度。新时代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应该在科学合理的学科建制下进行，推动新时代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建设规范化。首先，要以人才培养为抓手，搭建民族教育“学士—硕士—博士”联动的培养平台，[32]建设一批适需对路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人才队伍。其次，要以组织机构建设为重点，推动建立“中央—地方—高校”三级民族教育学组织机构，培养高水平专业化研究者，建设高质量研究基地。最后，要以教材建设为载体，打造民族教育学教材体系，开展教材内容研究、改革创新教材体系建设，为民族教育教学实践服务，以此推动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建设。
（二）以践行经世致用为宗旨，构建民族教育学学术体系
民族教育学的学术体系是指以民族教育学的研究成果系统，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内核和支撑。[33]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民族教育学学术体系建设要以经世致用为宗旨，融通三方资源，筑起学术体系支撑；树立问题意识，激活学术创新因子；搭建学术创新平台，打造学术共同体。
第一，融通三方资源，筑起学术体系支撑。民族教育学学术体系的构建要充分融通古今中外的各种资源，即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和国外教育科学的资源。[1]首先，要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资源，以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为指导，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教育学之路。其次，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为当今的民族教育学学术研究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丰富民族教育学学术研究成果。最后，要在保持民族性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教育科学的资源，积极接纳世界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在比较、批判、升华的基础上，使各种资源更加符合我国民族教育学术建设需求。
第二，树立问题意识，激活学术创新因子。民族教育学必须总结和分析民族教育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学术理论体系。一方面，要紧密围绕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大局，也要加大对民族教育学科的基础性、重大性、前沿性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需要聚焦民族教育学学科本身的发展，为民族教育理论奠定学科基础。展开民族教育“理论—制度—政策—实践”四位一体的研究，促进民族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健全、完善与繁荣，激活学术研究的生命力。
第三，搭建学术创新平台，打造学术共同体。构建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学学术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统筹各方面力量协同推进。一方面，要搭建民族教育学学术创新平台，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建设民族教育学图书文献、数据库，构建资源共享的民族教育信息化平台。另一方面，要整合多方力量，打造一支目标一致、成员稳固、方法适当的学术共同体。学术共同体要立足本土视野，站在新时代理论与实践的前沿，植根于中华大地，产出民族教育学学术成果，推动新时代中国民族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
（三）以传播中国声音为使命，构建民族教育学话语体系
民族教育学话语体系是民族教育学学术成果的言语表达系统，“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话语是关键。”[34]立足新时代，民族教育学话语体系建设面临一系列教育实践问题，并且存在在国际舞台上“失语”的状态。因此，要以传播中国声音为使命，扎根本土实践，传播鲜活民族教育经验；提炼标识概念，创生中国特色话语表述；拓宽国际视野，贡献民族教育中国方案。
第一，扎根本土实践，传播鲜活民族教育经验。在构建民族教育话语体系方面，要基于实践的需要，探求鲜活的民族教育实践规律，构建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教育话语。要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采用便于人民群众理解和表达的内容和方式，使民族教育真正走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群众中。要深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全面分析中国民族教育伟大成就，推动民族教育实践凝练出特色理论，在此基础上传播中国民族教育经验，提高民族教育话语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
第二，凝练标识概念，创生中国特色话语表述。民族教育学的学术概念在中国民族语境中创生，是中华文化精华的集中体现。因此，一方面，要对目前学科中模糊不清、模棱两可的学术话语进行廓清与重释，如“跨文化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另一方面，要从中华传统文化和新时代民族教育实践中提炼特色概念，形成反映中国特色和民族特征的学术话语，讲好中国民族教育故事，如“位育”“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等。同时，将相关学术概念进行系统化整合，建构起民族教育特色学术话语体系，加强中国民族教育话语的国际塑造力和感召力。
第三，拓宽国际视野，贡献民族教育中国方案。要打造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学术概念，应提炼国际化的学术概念和表述，并引领国际学术界的讨论。一方面，需要从学科建设做起，以学术建设为引领，民族教育研究机构积极参与和设立国际性学术组织，激励海内外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面对西方世界的曲解，民族教育研究者要客观、真实地讲述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真实情况，讲好中国故事，发出时代强音。另一方面，民族教育学术话语体系不仅要顺应中国民族教育实践变革，还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宏远规划未来教育蓝图，贡献民族教育发展的中国方案，传播具有思想深度的中国特色民族教育话语体系。
站在党的二十大的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式民族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大指示精神，围绕中国民族教育的实践问题，讲好中国民族教育故事，推动民族教育学“三大体系”的构建和创新，从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教育学“三大体系”建设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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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 Systems” of Ethnic Pedag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XU Li-ying, WANG Qing-yang
Abstract:This study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stages of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ethnic pedag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nalyzes the different features of the times in different stages including initiation, preliminary development, reform and breakthrough, and innov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 systems”of ethnic pedagogy should stabilize its value orientation,i. e., the political value of cultivating the community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economicvalue of realizing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ethnic groups and the cultural value of forming the pattern of “diversity in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style, Chinese style of ethnic pedagogy “three system”, we should assure the subject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building ethnic educ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mplement the principle of building ethnic pedagogy academic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pread Chinese voice as the miss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discourse system, so as to create new situ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thnic pedagogy “three systems”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ethnic pedag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ubject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责任编辑：彭亚华）
本刊初审：王琳，复审：王晓燕，终审：蒋立松
